雷切尔·里夫斯是第三任工党财政大臣，也是我家乡的国会议员。早些时候，休·盖茨克尔和丹尼斯·希利也曾是利兹的议员，就像今天的里夫斯一样。他们的预算，就像本周她的预算一样，都是在一个充满挑战、但又截然不同的经济时期提出的。

然而，这两位工党前任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里夫斯的2024年预算。这是一个明显属于社会民主工党传统的预算，盖茨克尔和希利也属于这种传统。这一传统甚至与最进步的保守党总理也有本质上的不同。

在经历了乔治•奥斯本（George Osborne）多年的紧缩政策和奥斯本及其继任者多年的额外借贷（尤其是在瑞希•苏纳克（Rishi Sunak）的疫情期间）之后，里夫斯本周提交了一份以公共服务资金为中心的预算。这是一个愿意增税和增加借贷的预算，而不是承诺通过减税来增加国家财富。这是一种指望政府促进增长、扩大投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模式，而不是指望政府为实现这些目标让路。

里夫斯做这些事情是否正确，这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，也是历史的试验场。无可争议的是，这是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方法。正如英国财政研究所（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）的保罗•约翰逊（Paul Johnson）周四所言，预算涉及“重大选择”和“政策方向的改变”。

因此，在决定里夫斯的预算将把这个国家和工党政府置于何处时，让我们清除一个潜在的干扰。那些声称工党和保守党的做法没有本质区别的人完全错了。这不是解释或意见的问题。这只是一个事实。

不过，很明显，事情还没有结束。一如既往，实际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。里夫斯的预算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是否能达到它所宣称和预期的效果？它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？随着选举周期的展开，它会赢得公众的支持吗？在这里，答案就不那么明确了。

预算的经济预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，它们几乎没有包含持续增长的证据。无论是在野还是在大选期间，里夫斯始终把英国经济描述为最严重的问题：增长危机。然而，如果你相信她的预算数字，那么四年后仍将出现增长危机。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健康增长4.3%，然后随着2028-29年大选的临近回落至1.3%。这种缺乏活力的结果可能意味着经济和政治上的失败，而不是成功。

也许这些数据不可信，就像约翰逊似乎觉得的那样。他恼怒地说：“和我们之前习惯的那些愚蠢的游戏一样。”也许增长将通过其他途径实现。规划改革可以释放更多的房屋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。一旦细节更加清晰，里夫斯的新产业战略可能会刺激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增长。被大肆吹嘘的英国脱欧后与欧盟的重置可能有助于促进贸易和竞争。也许。或许不是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方向的改变。但这与安全到达另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。在1924年第一届工党政府下台一个世纪后，这是贯穿工党历史的一个主题。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主题。那些希望像里夫斯和工党那样，实现一个彻底变革、更加社会民主的英国的人，必须向足够的公众提供足够的理由，让他们坚持到底，尤其是在事情变得艰难的时候。盖茨克尔和希利会发现不这样做的危险。

这也是工党在2024年大选期间和大选后的错误之处。7月之前，里夫斯清楚地知道，她需要拿出一份新的和解协议，就像她本周所做的那样。然而，工党也不允许媒体用增税的前景来吓唬选民。结果是一个分离的信息——我们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变化，而不会给你们带来巨大的变化。选举结果或许证明了这种模棱两可。但这使得工党的长期信誉储备非常有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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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的政府需要给自己一些空间。他们需要能够犯错误而不被错误所束缚。他们需要能够在努力把大事做好的同时犯一些错误。关于部长免费赠品的争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说明如何不这样做，这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愚蠢行为，仍然威胁着在公众心目中定义新政府的太多内容。

关于如何做好这件事，没有什么铁律。托尼•布莱尔（Tony Blair）克服了伯尼•埃克莱斯顿（Bernie Ecclestone）的捐款丑闻，因为在1997年大选前夕，他对自己更大的目标积累了信任。鲍里斯·约翰逊（Boris Johnson）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对其信誉的多重挑战，是因为有足够多的选民继续相信他能解决英国退欧危机。凯尔•斯塔默（Keir Starmer）需要类似的公众韧性来实现他的目标。不过，目前的库存水平太低了。

像斯塔默和里夫斯这样的现代政治家在一种无情的文化中工作。公众对政治漠不关心，对政府持怀疑态度。许多主流媒体毫不掩饰地蔑视政治人物。社交媒体赋予了暴民权力。相对较小的失败可能会造成相对较大的后果。

即便如此，一个总体信息与时代和公众情绪保持一致的政府也不会注定失败。在就业、公平、NHS、学校等许多问题上，工党都发出了这样的信息。不过，光有这些信息是不够的。工党仍然需要为自己赢得犯错的权利，而不会因此而受到嘲笑。

不出所料，富兰克林·罗斯福在这方面提供了最好的指导。1932年，在他第一次赢得总统大选之前，罗斯福说：“这个国家需要——除非我搞错了它的脾气——这个国家需要大胆而持久的实验。采取一种方法并尝试它是常识。如果失败了，坦率地承认，然后再尝试另一个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尝试一些东西。”

换句话说，请给我犯错的政治空间，因为你可以相信我会正确地瞄准正确的目标。斯塔默和里夫斯本可以从一开始就讲述这个故事。他们选择不这么做。预算给了他们时间把事情做好。但不是无限时间。

• 马丁·凯特尔是《卫报》专栏作家